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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老师留学DIY咨询

MBA及Master申请PS/Essay/简历/推荐信写作咨询人

 
 
 

日志

 
 
关于我

2009年7月份,我给一个老朋友(Simon FT-MBA,2010春季班)为申请MBA而写的Essay提了几点比较关键的修改建议。后来,她成功拿到Simon的Offer。再后来,她建议我做留学DIY咨询方面的工作,并向我介绍了我的第一个客户。最终,我的第一个客户也成功拿到几个TOP16商学院的面试并顺利拿到Duke Fuqua商学院MBA的录取。 本人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国际企业管理系,属于商科科班出身并且做过管理工作、有领导经验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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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18 00:58:34|  分类: 宁老师原创整理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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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阅读:关于山东“辱母杀人案”值得一读的两篇文章

 

宁老师按:

自清末起,中国社会就一直在剧烈地动荡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皆是如此。以“文化大革命”结束为分水岭,这个国家到现在还在深受“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境况的折磨。过去很多年,很多人都在讨论“文革”造成了多大的伤害——当然这个毋庸置疑(否则就是绝对的政治正确性质的问题),但这只是火焰,之后至今的中国历史,是海水。当下的中国,就是浸泡在灭过火焰之后的沸腾海水中的一个非正常社会环境。愚以为,当今中国(暂以过去100年算),多数人关于这个国家和国民的所谓高论,在100年后(假定不再出现清末至今的剧烈动荡),都可能会被脱离了这个特定社会环境的未来的人们所质疑和批判。就像美国,杀人放火抢地盘之后,这个国家的占有者们除了在本土搞了一次适可而止的窝里斗之后,就一直在全世界搅和。所以,这些占有者们的后人看世界的心情都和很多国家(比如中国)的人不一样。

 

以上是铺垫,下面具体一些说说山东“辱母杀人案”。愚以为,该案件在某个诡异的时间点平地起惊雷似的爆发,这个现象本身就可能说明背后有人在炒作。而且,各种媒体文章出奇一致的论调和独特的陈述事实的手法,更让人怀疑这是受控传播的一个产品。

 

之前,各种受过高等教育的各类名人表达的很一致的观点,我就不赘述了。笔者见过的最有意思的现象有两个:第一个,一个研究历史的知名专家跑出来,刨出来一个旧社会明君的例子,大谈当代的法律问题;另外一个有意思的就是,有人刻意刨出来美国的一个“圣明”法官的判例,来说本案法官如何没人性。本人才疏学浅,很难写出啥像样的文章,转发两篇文章,借作者的文字,表达一下本人的立场和观点。

 

以前,经常见某些人鼓吹言论多样性,而在“辱母杀人案”这个事情上,这些人中的多数,似乎在用行动去推动一个结局:只能听我们的!!!虽然我们一不是官员,二不是法官,三可能连法律都没学过。

 

第一篇

手段与目标:一个道德悖论

作者:鲍鹏山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9cc8850101497n.html

(发表于2012,7,12《社会科学报》)

 在叙述历史时,用善意来解释历史人物的正当行为,比用恶意来揣摩出别人的阴暗动机更有利于建立对善的信仰,更利于鼓励人们道德向善。

三家分晋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叙事,很多人甚至以此划定春秋与战国的分野,即使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其记事年月选定公元前403年,追索下来,其实也和这件大事有关。

但是,有些时候,大叙事未必有意义,有意义的,往往是一些被大叙事淹没的小故事。

伟大的历史学家与平庸的历史学家的区别,往往就在于:他们可能更为关注历史的一些小细节,并从中发现价值。

比如,在三家分晋这样的大叙事里,还有一个小故事,其意义非同寻常,启迪后世更为深远。

大叙事中的小故事

那就是豫让刺赵襄子的故事。

豫让的,原先是范氏、中行氏的家臣。范氏、中行氏被智伯灭了后,他投奔了智伯。按说,这也不是一个忠心耿耿的人,但是,有意思的是,智伯被赵襄子灭了后,他一定要找赵襄子报仇。

他的思想是:“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他觉得智伯是他的知己。于是,他改名易姓,假装成一个受刑服役的人,到赵襄子家做清洁工,负责厕所卫生,伺机刺杀赵襄子。赵襄子上厕所,看到豫让,大概是豫让的动作眼神透着一股杀气,赵襄子第六感觉感知到了,马上让卫队抓住豫让,一搜,在他身上搜出了匕首,一审,是智伯的家臣豫让。一问,豫让也不含糊,痛痛快快承认:“我就是要为智伯报仇!”

赵襄子手下的人要杀了豫让,赵襄子倒有了新的想法。他说:“这是一个义士。义士怎么能够杀掉呢,他要杀我,我以后小心谨慎避开他就是了。智伯家族被灭了,没有后人,他为智伯报仇,并不会有人酬劳他,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这样做,这是天下的贤人啊。放了他!”

赵襄子这个人有政治头脑。杀一个被抓获的刺客,容易;放一个被抓获的刺客,难。但他做到了。有人说,他这样做是为了鼓励他自己的手下,也要像豫让对智伯一样忠心,这当然不能说不是,但是,我觉得,我们为什么总是要从阴暗的一面来揣度人心呢?我们为什么就不能从正面、光明的一面来揣度人心呢?在这里,我就愿意理解为:赵襄子是被豫让的这种忠义精神感动了,对这样忠义的人,他有了敬意,不愿意杀他。

在叙述历史时,用善意来解释历史人物的正当行为,比用恶意来揣摩出别人的阴暗动机更有利于建立对善的信仰,更利于鼓励人们道德向善。相反,糟践历史人物的道德记录,贬低民族历史的道德水准,不仅显示出历史叙述者自我心理的阴暗,价值观念的淡漠,更糟糕的是:导致人们的道德绝望。

豫让被放走了,但是,他并没有放弃。为了能够接近赵襄子,刺杀他,这次他不仅改名易姓,还改变了自己的容貌。那时代没有整容术,他也没有钱去整容店整容。不能整容,他就毁容:他剃掉眉毛胡子,用漆涂抹自己的身体,使身体腐烂生疮,最后,整个人都完全变形了,然后,他回到自己家门口,假装乞讨,他妻子不认识他了,但是,却听出了他的声音。于是,他又吞下木炭,弄坏了自己的嗓子,声音也变了—— 没有人认识他了。

他的朋友很同情他,却觉得他的做法很傻。说:“你要刺杀襄子,何必这样糟践自己?更何况这样糟践自己,也未必就能成功地接近襄子。你这样做,说你有志向行,说你有智慧不行。其实,你完全可以投奔襄子,以你的才干,好好侍奉襄子,襄子一定亲近你。等到他信任你、亲近你了,你再下手,不就很容易了吗?你做事为什么从难不从易呢?”

这涉及到一个问题:豫让为什么要为智伯报仇杀赵襄子?

 

道德的悖论

如果他没有是非,只有简单的愚忠思想,他的目的仅仅是为智伯报仇,杀襄子,他朋友的建议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在中国后来的历史上,这样先骗取对方信任,然后再杀害对方的事,不但经常发生,还一再被人们追捧。

但是,人们忘了,这样的手段,是否于一般为人的道德相违背?

为了实现自己的道德目标,是否可以采用不道德的手段?

 

报仇的前提是:别人不义。

假如我们报仇的手段是先陷自己于不义,然后去杀不义的人,这在逻辑上就已经否定了报仇行为的正当性。

我们来看看豫让的回答:

豫让笑着回答道:“你这种思路,是为了前一个知己去害后一个知己,为了前一个主人去杀后一个主人。结果恰恰是害知己杀主人,不是忠于主人。这不仅报仇的道德根据没有了,还犯下大罪。我之所以要报仇,目的不是为了一个人,而是为了一种君臣之义,为了一种为人之道。照你这样做,恰恰是违背了君臣之义,为人之道。违背了君臣之义,为人之道的人,还有什么资格去杀人报仇?所以,我从难不从易,就是不愿损害道义,并让天下那些没有道义的人感到惭愧。”

豫让和友人的对话,揭示了一个大问题:为了践行君臣之义,为人之道,豫让必须杀人报仇;可是,为了杀人报仇,豫让必须先违背君臣之义,为人之道。这是历史与现实中常见的“道德悖论”。

这种悖论可以这样表述:为了某种道德目标的实现,必须采取不道德之手段。结果就是:成功就不能成仁,成仁就不能成功。

无数人在这一道德怪圈前迷失了自己,并造成了无数人间悲剧和道德堕落。其实,人们忘了,手段才是道德之源,而目标只是道德之流。手段的不道德,将污染道德的整个河流,使得道德的目标之流也同样变味腐烂。一个追求道德目标的人,也因此堕落为不道德的人。

其实,坏人往往不是由于一个坏的目标造成的,而是一些坏的手段造成的。想发财,不是坏人,用侵占不当财产的方式发财才是坏人;利己不是坏,损人以利己才是坏。

同样,判断一个人是否好人,往往也不是看他有无实现某种道德目标,恰恰相反,常常倒是看他采取何种手段来实现他的目标。假如他因为不屑于采取不道德之手段,而最终失败,他也仍然是好人。

豫让,如果仅仅看他的事业,也就是刺杀赵襄子并失败丧命。可是,为什么《战国策·赵策一》、《吕氏春秋·恃君》和司马迁的《史记》都要把他记载入史让他彪炳史册?

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事,而是因为他做事的方法。

豫让之让后人尊敬,不是因为他报仇成功,而是因为他报仇成仁。

豫让看到了上述的道德悖论,并敢于用自己的失败来超越这样的道德悖论,从而不仅超越了无数为了所谓道德目标而不择手段的人,更实现了自我的精神超越。杀赵襄子,他失败了,可是,杀赵襄子也是一种手段,他的真正目标是弘扬君臣之义,为人之道,就这一目标而言,他恰恰成功了。

在豫让对刺杀赵襄子手段的“从难不从易”的取舍里,司马迁等历史学家看到了一种值得肯定的价值。

历史学家的眼光和良知,就是超越成败论英雄,而是从历史细节中去挖掘人性中的美和善,为人类的历史积累价值。

 

 

 

网络舆论场内的仇恨与血性

作者:刘迅(本文网上由陈林森老师的博客发出,作者系陈林森老师的学生)

居深圳,中学教师,教语文兼学校行政管理工作。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5b7262b0102x73l.html

 

(杀人是一种无奈,有时不得不为,但可不可以不要放声歌唱和赞美杀人)

 

一时大热的“辱母”案,没几天便冷下来了。

 

山东青年于欢“辱母杀人”案是去年的事,聊城中级法院以故意伤害罪一审判于欢无期徒刑,是今年二月的事。本来波澜不惊,到了三月底,突然大热起来。微信朋友圈,公众号,各种网媒,此起彼伏,评论迭出。纸媒倒是出奇的沉默,只见《南方周末》有篇幅不长的报道,据说它是这次热点的源头。

 

网络是个有意思的地方,大师巨擘,贩夫走卒,各有角度,各做解读,经济学的,社会学的,谈文化的,谈教育的,抱怨制度的,怀疑人生的,都能找到发言空间,可是舆论一旦形成潮流,成了气场,就没有异见插嘴的间隙,非要固执己见,大抵会被愤怒的唾沫喷死。我捧着手机看热闹,有些不同看法,也不敢自寻死路,只能憋在心里,憋得面红耳赤。眼看热闹快过,冷清下来,便趁机悄悄谈点想法,以免闷在心里活活憋死。

 

写这篇文字,我万般谨慎,唯恐一招不慎,就被网络斗士楸住辫子,群殴而死。需要做足功课,寻找与网评的最大公约数。比如我痛恨杜志浩的无耻下作,同情甚至赞赏于欢抗辱杀恶,比如我认同血性男儿必须敢于舍身救母,可杀不可辱,比如仅从《南方周末》报道看,我也质疑冠县警方不作为,在调查事实出来之前,不敢否定聊城司法当局有枉法的可能。

 

有这么多共同点,哪还有什么东西憋在心里不吐不快?

 

辱我父母妻儿者,杀无赦;犯我母亲者,虽远必诛;保护母亲,何罪之有?血性男儿哪有罪?母亲被凌辱你不敢挺身而出,祖国被侵犯你就敢上?……这都是公众号、朋友圈里一时煊赫的声音。还有我崇敬的教育名家一声长叹:我不知道怎样和我的学生讲于欢?

 

母亲,祖国,男儿,血性,堂堂正正,高蹈慷慨,很轻松就占据道德制高点,叫人不敢辩驳。不过,朋友圈里的朋友如果容忍我十分钟,不要一开口就老拳挥上,基本安全能够保障,那我就赶紧问几个问题。

 

01

“保护母亲,何罪之有?”,是种什么逻辑?

 

“辱母”案评论中有一个强大的逻辑让我无法接受:你侮辱了我母亲——我杀了你——因为是保护母亲——所以我无罪。

 

于欢杀人是否有罪当由法律和法官说了算,这本不是问题,但众声喧嚷之中,偏偏成了问题。舆论众口一词质疑甚至诅咒聊城中院一审对于欢做出的无期徒刑的判决,包括受人崇敬的教育名家,谦谦君子,也愤激的要骂粗话,NND已经送给一审法官和法院。

 

对法院和法官的判决,公众可以质疑,舆论应该监督,但是,所有的质疑和监督应该基于事实,本于法律。“辱母杀人”案中的于欢,是否有罪,应该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正常的讨论路径,应该是寻求事实真相,研究法律条款,认真审慎的探讨于欢究竟是正当防卫,防卫过当,还是故意伤害。但网络空间的朋友,没有耐心,似乎也不屑去追求真相和解读法律,他们关注更宏大的语词:母亲。有比关注母亲更重要的事情?保护母亲,还需要事实和真相,还需要法律和理性?屌都甩到母亲脸上,儿子还不杀人,杀人还有罪,还判无期?索债者杜志浩死有余辜,坏就坏在那根屌上,至于甩还是没有甩到“母亲”脸上,是否就真要死有余辜,一刀毙命,也没有哪位愤怒的评论者认为需要深究。辱母之恶,比杀人还要罪恶百倍。辱我母亲者,虽远必诛。

 

有朋友质问我,你碰到于欢这种处境,你会怎么做,你能怎么做?这是个很容易就陷我于不义的质问。我其实没法回答他“会怎么做和能怎么做”,因为我并没有遇到这样的处境。但我能回答的是,如果我举起了刀,不管是护母还是抗辱,杀了人,我就甘愿承担法律责任,绝不逃避。士可杀不可辱,那是抱定了同归于尽的准备的。抗恶抗辱之所以难,就难在是要付出代价的,甚至是生命的代价,所谓视尊严如生命,宁死不屈。于欢之有值得赞赏的地方,恐怕不在于他敢杀人,而在于他即使知道会承担后果,也愿意为了自己和母亲不受辱而不犹豫。如果法律真如网络宣扬的那样,保护母亲,杀人无罪,何止于欢,刘欢,李欢,谁不可以挥刀?既能保护母亲,又能杀人无罪,包赢不输的事情,何乐而不为?

 

辱母就杀你,从一个儿子的角度看,没有问题。但既然准备杀人,就必须承担应有的法律责任,不能因为保护母亲,就算干出惊天大案,也可以拍拍手,擦擦刀,落个道义与法律的双赢。赞赏于欢抗恶和认同于欢触犯法律就要接受惩罚,两者毫无冲突。法律是保护所有人,包括恶人罪不至死就不能被处死的权利。如果法律判定于欢有罪,保护母亲也不能成为可以免罪的天然正义的理由。

 

保护母亲,何罪之有?这个逻辑真要成立,不能想象这个社会将会是怎样的状态。有母亲的人有福了,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有需要,母亲上,有难题,母亲来,母亲自管冲锋陷阵,儿子持刀在后面保护就好。谁敢阻我母亲?犯我母亲者,杀无赦!

 

保护母亲,何罪之有?多么强大而奇葩的逻辑。

 

02

“辱母不杀,侮国谁御?”,是谁在唱道德的高调?

 

于欢应该没有想到,他抗辱杀人罪与非罪,在法律上还远没有厘清,而在网络舆论场,他却几乎被封圣。舍身救母的孝子,见义勇为的义士,血性好男儿。赞誉之词,快速升级,对于欢的评价不仅关系于欢个人,俨然攸关国家民族大义。

 

“母亲被凌辱你不敢挺身而出,祖国被侵犯你就敢上?”,“如果于欢有罪,有朝一日将无男儿上战场!”。这样缺乏逻辑,匪夷所思的判断,广为传播,慷慨激昂,形成强大气场,让你辩驳不得。在微信群里,和几个熟悉不熟悉的朋友讨论于欢是与非,罪与罚。刚说一句“我们可以同情于欢为了保护母亲挺身犯险,但不假思索就赞美动刀动枪,是不是也带几分戾气”,立刻就招连番指责。“于欢杀恶,是男儿血性,绝不是戾气所为”,可我分明是说“不假思索就赞美动刀动枪”是不是有几分戾气。“面对世间的丑恶和沉沦,把呐喊和怒吼说成戾气,我只能佩服,您太绅士了”,可我分明是说“不假思索就赞美动刀动枪”是不是有几分戾气。更有质问:“每周一我都带着全校五千多师生大声唱国歌,我们是不是有戾气?”,这都哪跟哪啊,我分明说的是“不假思索就赞美动刀动枪”是不是有几分戾气,和五千人唱国歌怎么扯上关系?我只好偃旗息鼓,败下阵来。

 

我知道,我没有败给事理和逻辑,只是败给一种奇怪的思考和表达方式。许多人有特殊的能力,讨论什么问题,都能找到一种高调,迅速联系上国家、民族、人民与正义等宏大的名词,占领道德高地,使论敌受缚于道德绳索,无法动弹。政治正确,自拥道德优势,便可以无视常识,罔顾逻辑,不求真相与事理。这样一招克敌的法术,远不是初次见识。怒砸乐天,你说受害的首先是中国员工,他说爱国;火烧丰田,你说是同胞用血汗钱买的车,他说爱国;抵制麦当劳,殴打顾客,你说公买公卖,合理合法,他说爱国。爱国一出,正义在手,见佛杀佛,天下无敌。

 

其实,对这种动辄“道德与正义”的高调,很有警惕的必要。一个偶然机会,读到杀人狂魔马加爵一段遗书:“我决定给那些歧视穷苦人,蔑视穷苦人的人一个教训,我决定给那些无情践踏、残忍蹂躏穷苦人人格尊严的人一个教训。”你无法想像,马加爵杀人也有他道德正义的理由,人格尊严不容侵犯,马加爵并不认为他的仇恨是没有道理的,他同样把杀人看作是伸张正义的方式,就像我们赞赏于欢的正义一样。

 

当我们不屑于真相追问和法理讨论,而是执念于自以为的道德正义的血性,叫喊着“于欢有理,杀人无罪”,很可能就在放纵自己非常危险的非理性激情。当你在嘲笑有人呼吁理性和冷静的时候,很可能你正在用道德的强势迫使他人噤声,显出专制的霸道。高举正义之剑杀人作恶,史不绝书,五十年前,红卫兵小将打着“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旗帜,打砸抢杀,一点也不缺少血性,从来也不以为违背道德和正义。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二千多年前,庄子孤独的声音,依然如空谷足音,振聋发聩。常识与逻辑,比宏辞高调更重要。道德绑架取代不了说理,尊重真相和法理,才是真正必要和有价值的做法,于欢案是这样,过去发生和将来还会发生的别的什么案都是这样。

 

03

“辱我父母妻儿者,杀无赦”,为何总是杀声四起?

 

有人不肯承认舆论场内的戾气,但是我们分明听到杀声四起。

 

辱我父母妻儿者,杀无赦。这是于欢案引爆的网络舆论场内仇恨与血腥的经典表达。评论家和围观者,齐声高呼同一个字:杀!于欢挥刀乱捅,致一人死亡,两人重伤,一人轻伤。一条生命,染血的尖刀,血淋淋的现场,舆论里看不到一字半句对于生命消亡的惋惜,能看到的只是对“杀”的鼓噪与狂欢。评论和围观者喊打喊杀,当然都有充足的理由,被杀者是黑社会打手,尽管还需确认,杀他是因为保护母亲,因为他死有余辜,因此杀得痛快,杀得解恨,杀得酣畅淋漓、大快人心。

 

我们都是歌唱“朋友来了有美酒,豺狼来了有猎枪”长大的,对于欢杀人,很容易就会认可和赞赏,不会有任何情感上的障碍。而杜志浩则人人得而诛之,食肉寝皮不能解恨泄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对敌人的宽恕,就是对人民的残忍。有这样的文化基因,你试图说一声,杀人是一种无奈,有时不得不为,但可不可以不要放声歌唱和赞美杀人,自然就显得迂腐甚至是一种背叛。

 

当你呼唤法律,立刻就被呵斥:这已经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伦理问题。母亲当面受辱,七尺男儿求助公权而不能,如果包羞忍辱,毫无血性,他就丧失人伦,猪狗不如,连人都做不成,何谈守法?

 

你想说,即使冠县警方不作为,聊城中院不公正,也不应该放弃法律正义的追求。你会被告知:不相信世上有什么公正,你遇到的问题再大,于世界而言也只是小事……你只能指望自己,任何时候都是这样。

 

法律不可信,公正不存在,那我们还能依靠什么来保护自己?于是,有人找到据说是马雅可夫斯基的名言:当社会把你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不要忘了,你身后还有一条路,那就是犯罪,记住,这并不可耻。

 

我大概理清他们的思路,警方不可信,司法不公正,社会不可靠,弱者的自救只有拳头和刀刃,只能拼胆肥。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可那是《水浒》的世界。该打就打,要杀就杀,固然男儿血性,快意恩仇,可是,个个仗剑天涯,社会成了水浒梁山,恐怕无人可以自保,别说保护母亲。

 

每有网络热点,总会惊动美国。这一回,评论家们论证于欢杀人的血性与正义,也是频频求助美国,父亲保护女儿,杀人,母亲保护儿子,杀人,总之,挥刀就砍,抬枪就杀,堂堂皇皇,正义凛然。美国这个欢喜冤家,昨天还是最大的敌人,南海搅局,萨德阴谋,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今天却又成真理标准,正义化身。美国都杀,中国岂能不杀!

 

可我偏偏记住同样来自美国的另外的故事:几年前,美国弗吉尼亚校园枪击案,韩裔青年赵承熙枪杀32人,然后自杀。人们在守夜悼念活动中,点燃33根蜡烛,为33个生命祈祷,其中有一根蜡烛是为凶手点燃,因为“他也是一个受伤的灵魂”。再早些年,中国留美学生卢刚杀了他的导师,而导师的亲人事后给卢刚的家人写信:“当我们沉浸在沉重的悲痛中时,我们也在我们的关心和祈祷中纪念你们——卢刚的家人们。”

 

这可怎么好,在这里,美国却又并不主张仇恨和报复,而在宣扬爱与宽恕。

 

于欢杀人,有其情非得已的原因,值得同情甚至赞赏,但我们没有理由因此去鼓励仇杀与“血性”。同态复仇如果值得鼓励,杜志浩的四个孩子就该成长为复仇的眉间尺。父仇不报,如何为人?于欢案的讨论,如果只有“我不相信”,只有仇恨与带血的“血性”,那我们怎能振振有词的谈什么母亲与正义?

 

我能理解舆论的愤怒,是因为对公权堕落的不满,对法律失信的谴责,是对弱者的声援;我也知道喊打喊杀的朋友并非嗜杀狂徒,离开网络,生活里大多是守法好公民。可是,舆论是能引领社会潮流的,掌握舆论话语权的人尤须慎之又慎。社会不公,司法失信,不能成为鼓噪血腥的“血性”,鼓励同态复仇的理由。

 

于欢杀人,罪与非罪,我没有能力也不试图进行讨论,法律的归法律。我只是不敢苟同网络舆论场内评论者思考和讨论问题的逻辑。长长的一篇文字,一定不会让所有的朋友满意,如果不满意,你要骂,我不会抱辱我人格者,杀无赦的原则,骂完你能痛快一些,我也算做了善事,算是积德。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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